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左右，
如今，这一数据仍处于上升趋势。
对于庞大的灵活就业、待就业群体来说，
他们需要自行缴纳社保，
其中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占据大头，
而在北京、上海等城市，
二者不能分开缴纳，
社保因此成了“就业困难”群体中
一笔昂贵的支出。
以上海为例，
3月前灵活就业人员每月最低缴费2555.8元，
与2690元的最低月工资几乎持平。
一条采访了3位断缴社保的年轻人，
他们中，有人在裸辞之后成为长期的“待业青年”，
有人失去了高薪工作，
加上部分地区社保基数上涨，
断缴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社保曾是我意识里安全感的象征，
但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
它成了切实的生活重担。”
相比之下，绑定在社保上的
买车、买房、落户、子女入学，
在他们不确定的生活里，
不再拥有优先级。
撰文：韩嘉琪
责编：陈子文
▲裸辞后，小糖去大理生活了小半年
小糖，95年，北京，自由撰稿人
待业3年后，我决定断掉我的社保。
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从上一家公司裸辞了。离职的时候，老板劝我拿完年终奖再走，但我毅然回绝了。回过头看，当时的我对未来怀有不可思议的信心，觉得自己以后会在北京买房、落户，老了以后还会领退休金。
我当时的计划是休息一段时间就入职工作，所以从没想过“断缴社保”这个选项。还记得我妈听闻我离职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断水断电不能断社保啊。
非北京户籍不能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缴纳社保，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家代缴社保的公司，每个月的五险一金加起来2500多元，手续费100元一个月。如果按年交，手续费是可以打5折的，但我拒绝了，因为我总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找到工作。
▲2022年3月，《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开始施行
办法明确，社保挂靠代缴属于违法行为
但在北京，外地户籍的个人不允许以灵活就业人员形式参保，这意味着“挂靠”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裸辞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休息。我一直在媒体工作，上班和休息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下班之后也要采访、写稿，我的生活持续地在选题与选题之间来回沉浸，没有什么喘息。连我换工作的空窗期也不会超过一周。
当时，我特别想能“不带任何目的”地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不想再把我的朋友和周围的世界当成选题来看了，所以我想要一场彻底的放松。
▲小糖在大理租住的小院
于是我去大理生活了小半年。但休假期间，我的两位至亲相继离世。我患上了焦虑症、惊恐症，焦虑的时候会胃反流，生理性地呕吐；心理焦虑也导致我的免疫力变差，我会时不时地发低烧。
回北京以后，我开始寻求心理治疗。每周，我会去北大三院，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的心理门诊做治疗。医保报销过后，一次心理治疗只要44块钱。
所以当时我觉得，为了这份医保，“忍痛”交着社保也是值得的。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我成了一位自由撰稿人。当自由作者收入很不稳定，选题多的时候，一个月可能有两三万的收入，但有的月份，可能几乎没什么进账。
▲不写稿的日子，小糖会去家附近的公园散步
我在北京的房租一个月3000元，加上水电网，吃饭、日常的活动开支，一不小心就过万了。每当我纠结要不要停缴社保的时候，网上的帖子就会告诉你断缴社保带来的各种危害。
所以我想，能交就交，好像只要我还交得起社保，我的日子就没有过得那么差。社保成了我不稳定的生活里，一个“维持稳定”的象征。
但其实每次交这笔钱，我都会延迟到缴费的截止当天才把这个钱交上。在一个人收入不稳定的状态下，每个月还要省出这么多钱存给几十年后的养老金和眼下我基本用不到的医保。我想，这3000块钱还能干挺多其他事啊。
直到去年，这种感觉越发强烈。我一直在跳摇摆舞，它已经成了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舞动肢体令人快乐，也让我接纳自己、感受真实的自己，我甚至不需要心理治疗了。
▲跳舞已经成了小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跳舞是很花钱的，尤其跳到后面，你要上更高级别的课，甚至还要去国外跳舞。去年3月，我特别想去瑞典参加一场摇摆舞活动，但是旅费就要上万元，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每个月的大头支出——社保。
我以前一直有很强的生存焦虑，但我逐渐发现，也许破除我生存焦虑的方法就是当我把存款花没了、把社保断掉的时候，让自己感受那种“无”的感觉。如果我能面对这种“无”，我才能真正地解决我的生存焦虑。
另一方面，我们所在的社会不可能像恒温箱一样，它是一直在变动的。如果你向外追求稳定，恐怕只会不断地失望。
去年7月，我终于决定放弃社保缴纳。对现在的我来说，生活的“稳定”不是来源于交着一份社保，而是来自内心——我可以稳定地面对困难，稳定地面对意外，稳定地面对变化，我想我已经有了这种内心的稳定。
发表于 2024-3-21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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